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最困难的物质条件，却产出了大量的学术科技明星。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世界上第一个合成出人工胰岛素的邹承鲁，“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文史学家季羡林……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星光熠熠。杨振宁认为，西南联大的本科教育比当今美国最著名的大学还要好。

西南联大何以创造奇迹？这一问题对于当今创建“双一流”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其答案则需要从西南联大建立的背景及其发展的历史中去探寻和思索。《西南联大行思录》即是一本试图寻访“西南联大精神”的著作。

《西南联大行思录》由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首次出版，2017年3月第八次印刷，作者张曼菱。成书期间，作者走访了数位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积累了不计其数的案头笔记和文献等一手材料。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穿插其中，章法上也化整为零，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将西南联大人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跃然纸上。除此之外，《西南联大行思录》对当今的大学教育、大学管理、大学文化还有着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

一、什么是好的大学教育

一个好的大学，首先要有好的教授。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汇集了当时中国最精英的学者教授，他们大都从世界著名学府学成归来，是东西方学术荟萃之集大成者。他们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还代表着各自领域最尖端的学术水平，治学严谨，正直不阿，以超高的学术水平和强大的个人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联大学子。联大学子老年后回忆，教授就像“一盏灯，照耀着你，吸引着你，让人不由自主地追随奋进”。

西南联大是精英教育+通才教育。联大的基础课不仅包括《诗经》《离骚》等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而且包括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前两年级不分专业，不论外文系、中文系还是物理系，学生学习相同的课程。课程考核严格，基础课不过关的学生，不能选修专业课。在联大校友的回忆中，他们无一不从这种精英式的通才教育中受益，在日后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格局中，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西南联大的教学和教材是世界前沿水平。虽地处偏远，但西南联大所用的教材却是美国大学最新的，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学术的最前沿。中西合璧的教学方法也让学子受益。以吴宓为例，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接受了西方的历史文学和教育学。然后，他带着独特的视野，将西方文化带回中国，在西南联大给学子们打开了一个视野宏大的知识面。当然，这样的教授，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不只吴宓一位。中西方文化精粹在他们身上融汇贯通，产生了新的生命力，让学生们受益无穷。

西南联大很自由，这是联大学子们的共同体会。教授教课内容自由，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上课。学生们选课自由，只要选够要求的学分就行。自由的氛围使西南联大形成了包容多样的文化环境，而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碰撞和融汇则让学子们收获更多。西南联大的教学是启发式的，是无为而治。从来没有为了到课率而点名，上课也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学生可以自由转系，物理系转到政治系，机械系转到哲学系，学校不设障碍。这种外在的自由，在无形中反倒使联大学子更具内在的自律，促其养成了自我管理的习惯----人生目标、学术方向、学习方法、时间安排都由自己管理。在良师益友的陪同下，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路。

西南联大虽然自由，却不散漫。教授们坚持一定的淘汰率，维护联大的尊严、教授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联大注册学生八千多人，领到毕业证的仅两千余人。

   西南联大极其尊重人才，培养方式不拘一格。“发现李政道”的故事在西南联大被传为佳话。李政道原在浙江大学，老师推荐他投奔在吴大猷门下，吴大猷发现了李政道在物理上的天赋，联合多位老师对李政道集中培养，对他的天赋给予了最充分的尊重，提供了最优厚的条件----他可以去找任何一个老师讨论问题，很多教学都不是正式的，都在一问一答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在这种特殊的培养方式中，李政道上下求索，仅用一年就将三四年的物理数学知识融会贯通。西南联大这种尊重人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方式，在任何一个大学的本科教育中，都是难得的。可以说，正是这段难得的教育经历为李政道后来的学术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南联大沿袭清华大学重视体育教育的传统，注重体育对人精神品质的提升作用。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教导下，学子们没有因为战乱而放松对体育的要求。和其他课程一样，体育不合格照样不能毕业。体育教育不仅帮助联大学子走过艰难的岁月，更使其形成了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攻坚克难，作出巨大成就。

二、好的大学该怎么管理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轮流做校长。

西南联大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是我国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历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有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西南联大的教学正是梅先生“从游论”的实践。

梅贻琦在中国首次提出“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它并不是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以中国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先生认为，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为社会各行业培养“专才”的任务。“通才教育”是西南联大学生在学术上有长足进展的基础。

梅贻琦注重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不拘一格礼聘教授，和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其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将只有初中程度的华罗庚一路栽培并破格聘为教授。

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的主要任务对内是管教学，对外寻找资金，化解中央政府对学校和学生的不满。

西南联大实行民主管理，推行“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和“评议会”实现。“教授会”和“评议会”有完善的制度和流程。“教授会”拥有可以决定学校重大事件的权力，例如聘任教授、管理学校、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等，重大的事情都要经教授会通过。“评议会”由“教授会”从资深教授和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工作者中选定。“评议会”类似常务委员会，负责学校日常事务。

西南联大是时代的产物，具体制度没有可比性，但时代精神可比。西南联大人普遍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专业知识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引人瞩目。

在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处在驳杂的各种潮流之中，大学和大学人更加需要西南联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美之人格”，让学术和文化在包容、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绽放强大的生命力！